职场励志之我选择受苦
你目前拥有的，都将随着你的死亡而成为他人的。那为何不现在就布施给真正需要的人呢?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励志文章，供大家参考。
我选择受苦
我20岁那年，是个电影青年，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电影，我决定辍学北上，去心中的电影圣殿——北京电影学院旁听。
我带着家里给我的两万块钱(也是家里几乎全部积蓄)，带着自己攒的几本电影书，毅然北漂。
初到北京的日子，我住在电影学院旁边北影厂招待所里，一个床位，每月450块钱。
当时电影学院拉片室，拉一部电影得要6个小时，一个小时3元，得要18元。学校最便宜的盖饭六七元一份。为了拉片，我把一份盖饭分成两顿吃，中午一半，晚上一半。
旁听的第一年，我没出过海淀区，蹭所有能蹭的课，看所有能看的片，到港台资料室，复印当时买不到的台湾远流版电影书，不让复印的，手抄——抄完了朱天文的很多剧本。
旁听的第二年，老师介绍我写一个电视剧，30集。我可以坦然承认，那真的是个烂电视剧，但是那时候，是我唯一的机会。所有写过的烂片，都曾经是我珍贵的机会，被人唾骂亦无怨无悔，因为很早我就想明白了，这个行业，就像打游戏晋级一样，你得慢慢积攒你的行业资历。
A级的导演，找A级的编剧，A级的导演，如果你是C级的编剧，为何会用你?D级并不可耻，积攒几部，我就是C级，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。摩羯座从来不相信侥幸，只相信努力。
每一个机会，我从不轻视，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和才能、最大心血去写的。因为我知道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就是眼下这一次。
真的很苦。一天写两万字，一大早制片人打电话劈头盖脸来骂你，改了不知多少次，宿舍没有网，写完了去网吧传，在网吧查资料，手抄下来回去写。浑身疼得要死，躺在地板上，缓解一会儿，继续写。有时压力太大了，自己一个人出去哭，站在三环天桥上，外面下雪，哭完了，回去继续写。真的是生生写出来的。
编剧这一行，会写都是其次，能写、爱写是第一位的。
后来写过一次主旋律题材，一个部队老编剧说，他们写剧本，条条框框修修改改更是数不胜数，怎么办?“谁叫你爱写呢?谁叫你爱这个呢?”说得我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。是啊，谁叫你爱这个呢?并不能总接到剧本，得活吧，好多年给杂志写时尚文章，采访明星。时尚杂志要的是绚丽吹捧的文字，有自己的路数，要命的是一起约稿一起截稿，也就是说，四五家杂志约稿，几天之后，一起截稿，压力大到不可思议。最要命的是，内心的理想和现实工作的冲突，看看自己写的那些稿子，总是痛苦得不行，隔一段时间就责问自己一遍，觉得自己烂掉了，写废掉了。心里最苦的时候，手心肿胀，有两倍厚。
刚出道的时候，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，上面写：我绝不辜负自己署名的每一篇文章。很幼稚，很挣扎，但是很认真，很较劲，明星采访，娱乐专题，山东快书，企业改革，我接的每一单工作，都尽全力去做。
就这样，一点一点在行业内站稳脚跟，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。2006年，考研第三年，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研究生;2007年，写李少红导演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;2008年，写马楚成导演的《花木兰》;2009年，和彭浩翔导演合作，写《撒娇女人最好命》，2010年，写舞剧《金瓶梅》;2011年，话剧《北京我爱你》;2012年，和张一白导演合作;2013年，和关锦鹏导演、林育贤导演合作，虽然后面这几个项目都没成，但是我学到了许许多多，从写字到做人，衷心感激。来到北京时，我20岁，没有学历，没有背景，并不自信，一无所有。10年以后，我还在这个城市里，做着我想做的事，我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，但我也没有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。
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，无论如何，不忍离去?我想，因为这座城市，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——可能性。当然，很多时候，可能仅仅是可能，这正是残酷之处。我永远记得，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，我走出地铁站，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。
也许有人觉得我是在晒优越感，显摆自己混得好，我绝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早几年回家就发现了，其实老家的很多同学，过得比我好多了。父母在地方上，很容易就进了本地最好的单位，刚工作，家里就给买房了，买车了，结婚了，平时回家吃饭，孩子爸妈带，挣的钱就是纯积蓄。放假出国，平时淘宝，吃穿住用，比我高不止一个档次。
也许，我选了这条路，有时真的很难去满足父母最简单的期待，当然会内疚，会难过，会自责。但是，我喜欢在北京，做这份工作，做我自己。
爱一个人，是爱和他在一起的我自己。
爱一个城市，也是爱在其中生活的自己吧!
我爱北京，不如说，我爱在北京的我自己。
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
?父亲曾经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：你要做一个有梦想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但事实上，我一直都不知道父亲的梦想是什么。
父亲从来都不愿意跟我说他自己的故事，甚至有时候我问起他的时候也只是笑一下就岔开了话题，所以我对他之前的了解仅仅限于母亲和姑婆的一些叙述，支离破碎的片段：16岁考上北京大学，是北大校长丁石孙的学生，学习高等数学和理论力学，立志成为一名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科学家。
父亲得到了政治平反，回到了北京大学。但他已经不再是十年劳改之前的他了，科学梦也不再提起。十年时间，消耗了所有他对梦想的激情。翻他的遗物，其中有两张照片。一张是跟奶奶的合照，翩翩少年，昂着头，眼中有光;一张是平反几年后在大学任教的独影，手背在身后，依然昂着头，但厚厚的镜片后却看不清什么。
父亲在北大等待平反的时候，认识了我母亲。当时母亲刚去北京，在工厂工作，空闲的时候去北大旁听。他们的年龄相差16岁，截然不同的经历，不同的家庭出身，不同的价值观，却不顾一切地走到了一起，结婚，生子。
然而他们的婚姻并不顺利。在我出生几个月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分居两地。父亲由于历史背景问题无法留在北京工作，作为北大的高材生却只能去福建的一所不知名的大学任教。在我的童年，总是时不时冒出他们吵架的声音，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彼此疲累。拖了几年之后，温度全无，他们便正式离婚。我也开始离开北京，跟着父亲去了福建，生活至今。
父亲在大学里执教的是他在北大学的高等数学和理论力学。他的生活状态基本是上课、下课、批考卷。记忆里，深夜，他伏在书桌前，学生试卷高高地堆在两侧，快淹没了他。他迅速地打钩或者画叉。有时我从客厅经过的时候，会看到他边批改，边摇摇头，叹气的样子。我问过他一次：“爸你叹什么气?”他苦笑着摇摇头，并没有说话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他就像一只伏在玻璃窗前的鹰，明明看得到海阔天空，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。
父亲是一个朴素至极的人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就没见他给自己买过衣服。夏天清一色白衬衫，以至于执教十几年期间，每届的学生毕业照，除了日渐发福的体态和增多的皱纹，他就好像被复制粘贴、复制粘贴一般。他仿佛对物质没有需求，只是大量地买书和磁带。
他是一名标准的票友。家里一书柜的京剧磁带，《乌盆记》、《望江亭》、《穆桂英挂帅》都是他的最爱。每天傍晚时分他都要扯着嗓子吼半个钟头，美其名曰：练嗓。同栋楼都是他大学的同事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他们不仅不投诉爸爸噪音污染竟还十分欣赏，每年学校迎新会都推荐他上台表演。我家阳台斜对面是一个小学，有天傍晚我在学校里跟小伙伴们玩捉迷藏，我躲在一堵墙后边，忽然传来一嗓子“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，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……”吓我一跳，于是我探出头向对面家里阳台怒吼了一句：“林树国你小声点儿!”然后?然后我就被小伙伴发现了呗……
但是，这是在他离开北京之后，仅存的爱好，与科学无关。
父亲的生活习惯很好，每天早晨六七点起床，然后出去跑步、骑单车或者游泳。所以，我从来都没想过他的身体是否会出问题。甚至在他因为胃结石动手术之后，我依然没意识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。他跟我说，这只是小手术，就像小孩子感冒打针一样，平常、普通、不足挂齿。
我相信了。
我比任何人都相信他的话。
直到那天早上我看见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时候，直到他没有给我准备前一天答应好的早餐的时候，直到我趴在他胸口却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心跳的时候，直到医护人员跟我说他前一天晚上已经走了的时候。我从此再也不相信他了。
父亲出殡那天特别冷，我跟着他大学安排的车，来到殡仪馆作遗体告别。我看着他躺在透明玻璃棺材里，知道这就是最后一面了。他被推进焚化炉之前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等会儿你爸推进去的时候，你要大喊“爸爸快走啊”，这样你爸听见了才来得及跑，才不会被烧疼。结果我什么都没喊，我心里一直在默念：“爸你别走爸你别走爸你别走。”我还想跟他说，你还欠着我的早餐，你晒在阳台上的衣服还没收，我还有好多道数学题不会解答，你说周末陪我去吃大餐，你还答应了带我出国旅游。
我喜欢漫画，经常找借口跟他要钱去买漫画，每次都说是为了买参考书。家里的漫画越来越多，现在想起那些粗劣的谎言都会觉得脸红，而他竟然从来没怀疑过。我从来没跟他说过我的梦想是做一个漫画家，他肯定想不到我有一天会出书，肯定也想不到我会在漫画里把他画出来。在新书里，我让郭斯特回到过去，陪我一起长大，一起经历。每个人都希望回到生命中某一个特定的时刻，只因为那时候有放不下的事情。回到过去的郭斯特，提醒着我的失去，也揣着我这些年来学会的成长和明白。
在父亲去世之后，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画画上。我开始越来越明确这就是我的梦想，虽然我不知道对社会是否有用。大学选择的专业是艺术系，开始系统地学习美术。大一没钱买电脑，就去网吧，烟雾缭绕中登录在线涂鸦板，用鼠标画，线条断断续续，效果差强人意。大二在亲戚捐助下搬回了一台电脑，又用稿费添置了一块手绘板。照着大触的作品临摹，跌跌撞撞摸索着自己的风格。那时候跟漫画杂志的一个编辑聊天，她向我抱怨做漫画的艰难，漫画人的生存不易。我问她你为什么还要做这行呢?“喜欢啊。”简单三个字，理所当然。
大学毕业后，误打误撞进了IT网游公司，做广告、做网页、画原画。运气好像开始眷顾我了。后来我又做过许多事情，并在两年前开始郭斯特的创作，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朋友喜欢。我想通过画画给陌生人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，而之所以能坚持，也是因为常在心中默念：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?
如果父亲能看到这些就好了。
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的恩师是数学家丁石孙先生，我开始在网上搜索丁先生的相关资料。在丁先生的百度百科上看见了他说过的一段话：“一个人只有年纪大了，才会发现，一生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。年轻人往往会很狂妄。我年轻时也非常狂妄，总想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但狂妄、简单并不是什么坏事。有了这种冲劲，人才会进取。一个人应该有理想，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会很困难，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修改，这样才可以在生活、工作当中成长起来。但是，不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变成一个没有目的的人。”
我相信父亲也是这么想的。
但是在他的那个年代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了自己的梦想，或者说被剥削了梦想的权利。
真要改变自己，什么时候都不晚
敬一丹：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《焦点访谈》《东方时空》主持人，并主持了香港回归、澳门回归、《感动中国》等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节目，曾连续3次被评为全国“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”。
我不是什么成功女性，也不是什么女强人，只不过是干电视工作的，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的话，不过是比别人多付出了一些汗水而已。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，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里都盛满了坎坷和踏实。
从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)毕业后，我回到了家乡黑龙江，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。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，我的文化底子薄，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，可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。当时我已经29岁了，不想再这样折腾了，但就这样放弃，我又有些不甘。那段时间，我一直闷闷不乐。母亲是个知识女性，她对我说：“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真要想改变自己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”
“什么时候都不晚”，就是这句话，让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，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。拿到录取通知书时，我感慨万千，30岁，我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
入学不久，我就结婚了，丈夫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。虽然有了家，但我们依然住在各自学校的集体宿舍里，一日三餐在食堂里吃饭，和单身生活没有什么区别。3年的苦日子熬过后，我留校任教了。—个女人在大学里当老师，工作既体面又轻松，收入也不错，而且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庭，很多人都羡慕我，但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，我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，应该到一线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。
33岁那年，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来北广要人，经过面试、笔试和实践考核，我幸运地被录用了。当时来自亲友们的阻力很大，他们说我是头脑发热，都30多岁的人了，还瞎折腾什么!我想，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，也许自己这辈子就会在北广做一名老师，永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，那将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
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又一次犹豫了，我真的还有能力面临这次新的人生考验吗?那段时间，我不断地想起母亲的话：“人要想改变自己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”我最后的决定是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，哪怕失败了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就这样，我以33岁的年纪走进了中央电视台，成为一名主持人。
中央电视台人才济济，竞争很激烈，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优势，只有多付出心血和汗水，才不会被淘汰，才能站得住脚。我虚心向比我年轻的同事学习，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，把每一项简单的工作当作重大的使命来完成。付出不一定有回报，但不付出绝对没有回报。经过不懈努力，我不仅在中央电视台有了一席之地，还以自己的名字开辟了“一丹话题”这个专栏，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节目，观众的反映还不错，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
一转眼我就到了40岁，看到镜子里自己眼角细密的皱纹，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失落感。40岁，对—个女人来说，是道迈不过去的坎，尤其对女主持入来说，更是尴尬的年龄。每天早晨起床，我第—件事就是想到自己的年龄，每天患得患失，内心充满着苦涩和忧郁。
我把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向母亲倾诉，她说：“丹啊，你不觉得这十几年来，你是越来越美丽了吗?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，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，可是有的人却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，这种改变，不是最好的么?”那一刻，我迷茫混沌的心豁然开朗，是啊，年轻女主持人的本钱是美丽和青春，而40岁的我，虽然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再，但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、学识、修养和内在的气质来赢得观众的喜爱。年龄对一个人来说，可以是一种负担，也可以是一种财富。心态平和了，工作的热情又重新回来了，尽管我已40多岁，但领导依然让我在栏目组里挑大梁。
我的人生，应该说没有被命运和机遇特别垂青过，每一步，都是自己踏踏实实走下来的。我特别感谢母亲，是她在那些关键的时刻解开了我的心结，告诉我人生的方向应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如果到了50岁、60岁，又有新的梦想在诱惑我，我想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朝着它走去。好的改变，什么时候都不嫌晚。